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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生处处皆感动
——专访陶氏化学全球副总裁张佩芳 作者：卢 曦 “月亮上来的人” 琢磨人、琢磨事与琢磨未来
刚到德国的时候，二十岁的张佩芳在德国同学的眼中，是个“从月亮上来的人”。在克劳斯塔尔技术大学化学系，女生寥寥无几，这个来自封闭了十年的中国的女生更是引起同学们极大的好奇。虽常有热心的德国同学主动帮忙，第一次离家的她仍常常一个人哭鼻子，读书对她来说并不困难，独立生活和忍受孤独，才是最大的考验。
在德国的第一个春节，张佩芳去参加一个当地中国留学生的聚会。会场上，想家的情绪互相感染，中国同学竟哭成一团。擦干眼泪之后，张佩芳索性埋首于图书馆，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学业上。这一方法竟然非常奏效，从此以后，每当遇到巨大的精神压力，她都通过全身心投入的工作让自己抛弃消极情绪。
专注和勤奋让张佩芳的学业进度超过了同班同学，成为德国老师十分欣赏的学生。很快，她提前完成了第一学期的实验，老师当即决定破例——为她一个人打开实验室的门，让她按照自己的节奏安排学习和实验。在许多个“例外”之后，她用四年时间拿到了硕士学位，提前了两年之多，
“那时候我没有车，德国老师同学给我很多很多生活上的帮助。我毕业之后，所有教授都挽留我做博士，我感动极了。”就这样，张佩芳逐渐融入德国的生活，那时的她可能没有想到，自己的足迹还将到达更多的地方，每到一处都有朋友，每离开一次，都留下回忆和感动。宁波、美国德州和泰国，都是她终生难忘的地方。
1994年，张佩芳开始担任陶氏宁波合资工厂的厂长。那是一段辛苦又幸福的日子——“同事们很年轻，工作很拼命。每天都不肯回家，我要一个个办公室找过去，把他们‘揪’出来，赶回家去休息。我们工作十几个小时以后去饭店里吃饭，饭还没上来，我们一个个都趴在桌上睡着了。那段时间同事们之间的工作氛围，只能用‘患难与共’来形容。”张佩芳说。
十多年过去了，她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产品合格、第一车产品出厂时的兴奋。一起在厂门口放鞭炮庆祝的同事们，后来都成了终生的挚友。
被派到美国德州之后，张佩芳为公司执行了一次艰难的裁员。按照工会的要求，一位年轻有为的员工，因为“有能力找到下一份工作”，而不得不离开。想到要亲口告诉对方这一残酷的消息，张佩芳内心十分痛苦，辗转反侧不能入睡。然而，令她意外的是，当她告知这一决定后，那位员工竟上前和她握了握手，平静地说：“能与你共事是我的荣幸。”一句话让备受煎熬的她几乎流下泪来。
“他非常开朗地面对这样的问题，美国人是这样的乐观。我的性格也深深受到影响，渐渐地，我遇到问题也从更积极正面的角度去考虑，相信天无绝人之路。”在德州的使命结束的时候，张佩芳得到了她认为最真实的评价——邮箱里满是惜别的邮件，有的员工写道：“你真是我们的好老板。”
离开德州，张佩芳和先生一起带着只有两岁的儿子再赴泰国工作。在拥挤的街头，她目睹了一次不同寻常的车祸。两车相碰之后，两位司机走下车，面对面双手合十，深深鞠躬行礼，然后再心平气和地讨论起车祸如何解决。
张佩芳为此唏嘘不已：“泰国人是个很和善的民族，不论是富有还是贫穷都有微笑。人与人之间需要的是心的交换。每到一个地方，都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。”
从最初的工艺工程师到今天的全球副总裁，张佩芳在陶氏用十九年实现了职业生涯的蜕变。如果说工程师的主要精力是在“琢磨事”，管理者需要用心“琢磨人”，作为一个全球视角的管理者，张佩芳认为，要让企业走得更远，她还要“琢磨未来”。
“时代在变化，要考虑怎样让我们的部门对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，怎样让我们的员工为将来做好准备，未来的公司、人力、各事业部门怎样协作，都要考虑。”张佩芳同时坦言，每一次工作职责的变化，她都需要花一段时间来调适，“每个人都愿意做自己比较顺手的事。一个刚刚成为管理人员的人，往往对技术很感兴趣，对人员管理很头痛，尤其是不知道怎样告诉别人他做得不好。我刚刚成为管理人员的时候，可能还是工程师的水平，我刚成为全球副总裁的时候，可能还保留着一些低层管理人员的特点。”
陶氏的“360度反馈”制度也证实了张佩芳对自己的了解。刚入职，她也曾得到表现平平的评价，随着她对自身能力和职位需求的清晰判断，以及有针对性的勤奋学习，来自身边“360度”的不留名评价纷纷变得积极起来。
张佩芳极少看电视和上网，却酷爱读书，并且深知哪些书能帮她掌握最需要的技能。她看杰克•韦尔奇的管理学经典，同时涉猎财经、商务类的书籍。此外，她每年还有一个个人的读书计划，内容远远超过了工作的需要。熟悉的同事们知道，张佩芳十分欣赏丹•布朗深厚的艺术和科技背景，以及高超的文学技巧。《达•芬奇密码》和《数字城堡》都是她酷爱的小说。私下里，他们的老板也会看小说看得如痴如醉，连呼“真带劲”。
一部分来源于实践，一部分来源于读书和思考，张佩芳总结说，一个优秀的管理者有几个关键点——公平、及时反馈和考虑员工自身的职业发展。她对员工不偏爱，也从不因为顾及面子，让错误的做法持续下去。她帮员工定下目标的同时，也定下了标准，让员工清晰地知道怎样做才对，怎样做不好。当员工成长起来之后，她会为他们考虑下一步，“职业发展是一个人的自我需求，能力强的员工，不要阻拦他的发展，不要因为他是个好帮手，就把他局限在自己手下。让他有更大的工作范围，对整个公司会有利，要保持部门和公司整体利益的平衡。”
陶氏有着历史悠久的“导师制度”，资深员工担任新员工的导师，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各种困惑，并对外保密。从一个新员工到自己成为导师，张佩芳认为自己是一个受益者。她也曾在员工遇到家庭变故情绪低落的时候做一个倾听者，让他们放下手中的工作去放松。她告诉员工：“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做重大决定，工作计划可以调整，但是如果你状态非常不好，对自己，对整个团队都会有负面影响。”
“我从孩子身上学到很多”
让张佩芳感触最深的“360度反馈”，是一位同事写的：“以前张佩芳一进办公室就谈工作，现在第一句话会问我们的孩子怎么样，会很关心最近生病的孩子。我们觉得她亲近了很多，工作也有效了很多，她成了一个更人性化的领导。”
张佩芳感慨地说：“许多以职业为中心的女性，会专注于追求事业而把结婚生子不断推迟，如果我是她们的导师，会告诉她们，不要把生孩子的过程看成完全的负面影响。就我个人经历来看，有了孩子以后，我的管理工作有了积极的变化，我从孩子身上学到了很多。”
和儿子一起吃晚饭，为他讲一个故事，再送他去睡觉，是张佩芳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，她坚持将这一段时间锁定给家庭。“小孩子总是无所顾忌地把他最真实的想法告诉你。”张佩芳说，她从孩子身上深刻地感受到，一个人的行为时刻会受到周围人的关注，一个管理者必须言行一致，做好榜样，如果采用双重标准就会失信于人。
十九年的陶氏生涯中，张佩芳经历了无数个充满压力的紧张关头。“危机的时候，是否仍旧工作出色，是区别优秀人才和一般人才的分水岭。”张佩芳说。当自己的看法不被管理层看好时，她也曾经感到非常痛苦，而现在，她会调整心态，从别人的角度来看问题，从公司的利益出发作抉择，并且设法运用数据和事实解释自己的想法，将自己的方案更加全面地展示出来。
现在的张佩芳更注重在工作中注入情感。她走过世界很多地方，处处都结下友谊。她曾笑谈：“朋友太多，照顾不周，常常觉得非常抱歉。很多员工在陶氏工作一段时间以后，会发现自己的好多朋友都是陶氏的员工。”她竭力营造融洽的工作氛围，希望每个员工都能在公司找到一个“支持系统”，融入员工网络。陶氏内部种类繁多的“俱乐部”更是让她颇感兴趣。
“我们有女性员工网络，定期开会，请优秀女性来做演讲。还有烹饪协会、电影协会、舞蹈协会，喜欢宠物的，定期把自己的宠物带来聚会，连宠物也能成为好朋友。”
张佩芳说自己并不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，一路走来，动力无非“认真”二字，她总想努力做成最好的太太、最好的母亲和最好的职业经理人。她容易被感动，盼着人人都能快乐，世界变得更美好。她说，如果不做现在这一行，可能会选择公益性的工作，她计划着退休后将精力投入到环保事业中去——不好的化学技术带来污染，好的技术会让河流重新变得洁净。而她觉得这一生最大的幸福，莫过于找到一个好的“搭档”，一起看着儿子健康地长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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